汉画像石拓片：抚琴长袖其一。
短命的秦王朝忙于兼并统一大业，乐舞方面无暇顾及，乏善可陈，资料匮乏。而在21世纪的今天，在全国出土的已经公诸于世的汉画像石中，我们可以看到无数没有留下名字的平民艺术家对于汉家乐舞的艺术写真。既可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又弥补了文字资料的不足。
汉代乐舞是在楚乐舞与中原乐舞、中原乐舞与西域乐舞的互相影响下发展形成的。它一改先秦以纵向承袭为主的旧格局，开创了纵横吸收交流、结合发展的新局面。由于西域、西南少数民族乐舞、杂技、幻术的传入，加之乐府建立，对民间乐舞的广泛采集，出现了第一个乐舞艺术高峰。
丰富多采的舞种
长袖舞
汉代最流行的长袖舞显著的特点是舞人无所持，凭借长袖交横飞舞的千姿百态来表达各种复杂的思想感情。
汉代长袖舞形象很多，舞容有柔婉、健朗、诙谐多种；表演多表现对称和变换之美。
汉画像石拓片：抚琴长袖其二。
长袖舞是男女皆宜的舞蹈，在广场、庭院、殿堂均可表演。既可单人独舞、双人对舞，也可多人群舞。二人对舞在此类舞蹈中十分常见，汉代的对舞包括女子长袖对舞、男女长袖对舞、男子博袖长袍的对舞、男子常服小袖对舞以及男女折袖对舞，其形式呈多样化态势。
表演者宽衣长袖，腰如束素，两双特长的衣袖随着舞者变换动作飘绕缠绵，飞动摇曳的舞姿，婀娜多姿的神态，给人以轻松舒适之感。
长袖舞这一特色的形成，自与楚人崇尚浪漫多所幻想的审美观念和社会风尚有密切关联。“楚王好细腰”，楚人也无不以小腰秀颈、长袖拂面作为判断美女的标准。汉代画像石上的长袖舞图像正显示了源于楚人的这种审美趣味。
巾舞
巾舞是汉代著名“杂舞”之一，也称公莫舞，突出的特征是舞巾。舞巾有长短两种，长的约两丈有余，短的仅二三尺左右。
汉画像石拓片：巾舞。
巾舞的形象在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中比较多见，如四川扬子山出土的汉代乐舞百戏画像砖上，一个舞巾少女，穿着纹饰镶边的宽口袖衣裤，梳着双髻，双手各执一条长巾，上身向前，像正快步腾跃，双臂一高一低，使巾上下飞扬，像波浪一样。张衡《观舞赋》曾用“香散飞巾，交流转玉”来描述巾舞者的舞姿。
除巾舞外，汉代以服饰或舞具为名称的“杂舞”还有拂、铎等舞。它们常常与巾舞作为一组舞蹈同场演出。拂舞又名白符舞，舞时所执的拂，可能即近世的拂尘，用兽尾毛制成，它上承远古执牛尾而舞及旄舞的传统，下及今日流行于许多地区的秧歌舞领舞者执拂而舞并指挥舞队的遗风。铎舞所执形如大铃一般的乐器，也是军中传令用的响器。
建鼓舞
建鼓舞也叫楹鼓、悬鼓。它源于商代，“建鼓，商人柱贯之，谓之楹鼓。近代相承，植而贯之，谓之建鼓”（高承《事物纪原》）。
汉画像石上所见建鼓一般鼓形较大，横置，以一柱贯通鼓腔，树立在鼓座上。建鼓又称楹鼓，它的得名与其形制有关，“建”犹树也，“楹”为柱也。其义为和柱贯通、树立的鼓。
汉画像石拓片：建鼓舞其一。
1978年在湖北随县擂鼓墩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青铜座建鼓，底座上插有一根立柱，柱的中央是鼓，鼓身长形，木制，类似今天的腰鼓。
在汉代，建鼓舞是盛行于宫廷和民间的一种双人舞蹈。建鼓舞的舞者多为两个男子（也有两个女子的舞蹈，但不常见），他们既是乐人，又是舞者，均身穿长袖舞衣，分立于鼓之两侧，对称地击鼓而舞。
江苏沛县栖山汉画像石上，两个穿着长袖舞衣束腰长裙的女舞人，在一面装饰着高架、鸟塑、采带，格外华丽的建鼓两侧，举桴击鼓，身姿娉婷婀娜。最典型的是对称性构图，建鼓置于画面的正中心，将画面一分为二，增强了画面的稳定均衡感，而鼓舞者的大幅度动作，使画面活跃了起来，气氛热烈而欢快。
汉画像石拓片：建鼓舞其二。
建鼓舞还常用于汉代祭祀活动，是一种凝聚了汉代人升仙思想，表现祈求与喜庆心理的文化符号。而建鼓升仙仪式则是汉代风俗中逐渐普及的一种沟通天地的重要渠道。
武舞
手持兵器的舞蹈为武舞，使用的武器多种多样，有棍、刀、钩镶、戟、剑、盾等，并有单人舞和双人对舞之别。这类持兵器而舞的舞蹈，既有乐曲的节奏，舞蹈的神韵，还有武术动作的优美矫健。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为剑舞。这种流行于军旅中的舞剑、舞刀、舞戟，应属于武术表演。“鸿门宴”的故事家喻户晓；刘邦和项羽在鸿门会见，酒宴上，范增想除掉刘邦，让项庄舞剑，以便乘机杀掉刘邦，于是留下“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典故。
汉代剑舞的形式多样，有独舞、双剑对舞、一人舞双剑等。马上皇帝刘邦，当年驻军关中，曾命乐工将富有战斗性的賨人舞蹈改编成武舞，开汉唐以来武舞之先河，这就是流传了数百年的巴渝舞。
巴渝舞来源于西南巴蜀的民间舞蹈。《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刘邦曾召募了许多巴人，他们既勇敢善战，又能歌善舞。每每征战得胜，则欢歌狂舞以庆贺，“高祖观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
傩舞
汉画像石中还有一种带有面具表演的舞蹈，这种舞蹈属原始舞蹈。《尚书·益稷》载：“鸟兽跄跄”，“凤凰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所谓“鸟兽”、“凤凰”、“百兽”皆指由人扮成的各种动物。
汉画像石上拓片：“百熊率舞”。
傩舞这种由原始社会图腾舞蹈发展变化而来的驱鬼逐疫面具舞，传至春秋已有了比较明确详细的记载。驱鬼逐疫的主角“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兽而时傩，以索室殴疫。
汉代傩舞的场面更是热闹，有四人扮成方相氏，另有十二人化装成十二神兽，再有一百二十名童男童女，手举火把在中黄门带领下，唱驱鬼词。方相氏与十二神兽相舞，手拿着兵器，伴粗犷、激烈的动作，把危害人们的恶魔统统赶跑。
古傩舞质朴、苍劲，又有着驱鬼逐疫的宗教意图，它一直保持着面具舞的特色，对后代民间舞蹈和地方戏曲乃至脸谱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灵星舞
灵星舞也是一部汉代颇具特色的雅乐舞蹈。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刘邦令全国各县邑建立灵星祠，祭祀农神后稷。每年秋季举行祭祀时，以灵星舞为仪式的主要内容。舞时用十六个男童，以写实的手法表现农业生产的整个过程。
《后汉书·祭祀志》所载：“舞者像教田，初为芟除，次耕种、芸耨、驱雀及获刈、舂簸之形，象其功也”，是一部模拟农人劳动动作的古老农作舞。
太平盛世的特产
顺应潮流，这时的乐舞除部分保留了上古用于祭祀等的功能外，更走向民间，普遍用于社会的各种宴集，成了财富和身份的象征，成为大小贵族奢靡生活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当时不仅帝王有宫廷舞伎，即使一般的官僚、地主、富商们也多蓄歌童舞女。《盐铁论·散不足篇》：“今富者钟鼓五乐，歌儿数曹。中者，鸣竽调瑟，郑舞赵讴。”
汉画像石拓片：乐舞百戏其二。
民间也有由巫祝而组成的歌舞杂技团之类，“民间酒会，各以党俗、弹筝、鼓缶而已”。自皇帝、贵族至平民百姓均喜以歌舞表达自己的感情：“嗟叹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他们的爱憎、喜怒常常以歌舞的形式表达出来。
由此我们可以说汉代乐舞是伴随着汉代经济繁荣、文化兴盛而发展起来的表演艺术。这种兴盛来源于社会相对稳定，人民相对宽裕，以及文化上世俗化的倾向。
编辑│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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